伊朗总统莱希及外长阿卜杜拉希扬在直升机事故中罹难

着眼上述方面，法律经验研究可以理解法治是如何具体展开的，理解具体的人在法律制度下的生存状态和生活逻辑，理解法律在社会中实践的过程、后果和内在逻辑，理解法治实践的内在机制和外在条件。

[21]34因应疫情防控的社会现实基础而形成的涉疫刑事司法政策，在为疫情防控提供安全防护网的刑事司法实践中产生上述诸多叠加法治积极效应的深层次原因，就是切实遵循与贯彻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基本指导思想。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看待我国的涉疫刑事司法政策与疫情防控期间的刑事司法适用，是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理论自信与道路自信的体现。

若难以遴选出防疫公务主体法律层面的影响性事件，则至少应遴选社会影响性大的案例，及时以正视听。法律层面的影响性事件是指，因事件本身的典型性而引起公众广泛关注，事件背后衍生出来的价值及带来的启示超越于案件本身之外，能够对立法规范、司法完善以及公众法律意识提升等方面产生直接促进作用的事件。[13]75-76因此，我们主张，应当以理性思维范式对涉疫刑事司法政策予以客观而中肯地审视，既要肯定其积极效应，亦要善于深度发掘其尚需改进之内在短板，以更好地消弭其缺憾、纠正其司法实践误偏，进一步促进我国刑事司法参与后疫情时代的常态化防控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其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活动的规范化与正当化。[30]随后，2020年12月26日通过、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补充规定了出售、运输疫区中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或者可能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物品，未进行消毒处理的作为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客观行为类型之一，并将原客观行为类型之一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的修订为拒绝执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的，另外还将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修订为引起甲类传染病以及依法确定采取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的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由于刑法总则的内容具有指导、统率刑法分则内容的效力，如果将过失认定为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责任要素，便直接与刑法总则第15条第2款的规定相抵触。

我国已于2010年底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使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设实现了有法可依。典型案例的发布具有警示教育的积极效应。[4] 本文对权力的讨论限于法学范围。

[42] 同上注，第356—360页。进入 童之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权 权力 权利 法权 平行型权力 。[78] 潘大道、李庭恺：《法学通论》，右文社1914年版，第114—119页。1980年代早期唯一的全国性法理学教材，在对权力的学科定位上延续了1950年代汉译俄文法学著作体现的那种平行型权力与附随型权力并存和竞争，但平行型权力略居优势的格局。

尽管丁韪良此举未将权力胚胎逐出权字母体，但是大量添加的right（权利）含义还是迫使权字在容纳权力（power或authority）含义居住之外，又接纳了right（权利）这个新客户。法的一般理论忽视或轻视权力的上述状况早就应该改变。

让权力的法学理论符合权力的法律实际，是现今中国法学基础性研究应投入更多资源研究的重大课题。[124] 同上注，第 111、117、120、122页。1866年罗存德的《英华字典》（第1部分）对authority的解释也同前人差不多，依次是权势、权柄、威权，还有权能、有权、主权、掌权等等，没有权力。认为属于政权范围的，一般有立法，颁布征兵令的陆海军权，维持中央政府运营的征税权，外交关系战和的决议权，以及发行货币规定其单位名称权等等，适用于全国范围内一视同仁的国家权力。

这部分学者不仅把权利中的公权解说为个人对国家之公权，还往往加进了国家对个人之公权，其内容实为福泽谕吉所说的国权之对内部分，即公共权力。他写道：公权者，个人对于国家公共事务有所应得之权利是也。[94] ［俄］杰尼索夫：《国家与法的理论的对象和方法》，宗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5年，第16—17、28—38页。该学派使用的权利概念是复合型的，外延包含权力，相应地，他们使用的权力概念是附随型的，权力被视为是附属于权利指代的现象的一部分。

[102] 三、几点总结性申论 现代中国法学中的权力，是自19世纪上半叶以来，以中文为写作工具的许多代法学者基于既有法学知识和对当时法律生活之感受，以中华文化中古老而特有的权字为依托同外文法学中的对应概念、词语交流互动的产物，它不无差别地记载着这些法学者对权力现象的认识。杨氏提出，法律是由国家强行之人类共同生存规则之一种，人类应服从于国家权力之下，苟有悖戾法律，国家即可出其权力以制止之。

无论如何，此举比较成功地实现了对权力概念的助产，使新生的权力一词与作为母体的权和此前已诞生的权利区分了开来。[10]《康熙字典》列举了权的11种含义，包括权柄，但无权力。

[44] 定一：《论公法为权力关系之规定》，梁启超主编：《新民丛报》，中华书局2008年再版，第8962—8963页。基于以上原理研究权力现象和权力一词，笔者相信确认以下几点认识至关重要：（1）在任何法治国家，法律权力与法律权利的宪法、法律地位都是平等的，没有法律权利地位无条件高于法律权力的问题，也没有法律权力的地位无条件高于法律权利的问题。加藤弘之、箕作麟祥和福泽谕吉都是当时的学术界领袖，又都具重要官方身份，他们在日本率先使用权力一词，是具有标志性和倡导性的学术举动。应说明，虽基于中国法律实践，但权力识别实质标准属学术标准，不仅不简单认可、追随实在法隐含的识别标准，还要审视和评价实在法具体规定的合理性。如朱采真将复合型权利中的国家对人民之公权概括为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以及一切命令权等，[83]李景禧等将公权认定为国家及其他公共团体为其自身之存立上所有之权利，及其对于被治者人民所为之权利……如组织权、财政权、军政权、法政权及公企业权等是也。丘汉平：《法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5、95—96页。

[49]清末的商会基本上是官方机构，其权确实多数情况下属于现代中文法学权力一词的指称范围。1954年《宪法》第5条、第6条规定，实行多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其中首先是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

法律权利与法律权力发生具体冲突须依宪法法律规定的路径解决。[6]  中文法学对权力的初级阶段研究，对象须限制在用汉语表达的权力的范围。

这种权利都带有须为着社会公共的利益而合法正当地去行使的拘束，所以同时是含有义务性的。他用源于日文法学的治权一词如此取代通常由权力承担的表意功能，权力就被闲置起来了。

权力概念主要是以梁启超的学术活动为中介完成向中国传输的过程的。但在论述法律关系的部分，相关法学作品通过将受到国家保障的、有权人作出一定行为的可能性，包括要求别人作出一定行为的可能性，叫做权利的宽泛定义，将权力放进了权利范围，[95]从而间接地将权力放到了附属于权利的地位。[41] 梁启超：《各国宪法异同论》，《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354页。权力的起源（或本源）和具体权力的来源虽有联系，但也有重要差别，因为，前者涉及权力的终极性起始，后者是权力产生后在不同时代不同政体下都存在的问题，而且往往集中反映在权力与权利何者更为根本的认定问题上。

马礼逊夫人在马礼逊生平回忆中记述了1828年11月18日、28日和29日在荷兰商馆服务的外科医生贝尔格（Burgher）与马礼逊的交往：前者告诉后者，日本译者正在将他的字典译为日文。这种状况本身表明，现代意义的权力概念已经在权字的母体内成熟了，亟待获得独立中文载体，以便从权字中成功降生。

此外，1815年马礼逊第一本华英字典的文字量，大致相当于现代的袖珍字典，通篇浏览费不了多少时间。国家求达其生存之目的，而行使其正当之权力，与个人行使其权利不同。

[8]其中前句出现的权力，与后句专权擅势中的权是同一个意思。[119] （六）在民主法治国家，权力的主体是国家和具体代表国家行使统治权的公共机关，不应是任何个人。

通过梁启超1899年在其《论强权》一文中的以下说法，可清楚看到上述影响：何云乎强者之权利，谓强者对于弱者而所施之权力也。尽管如此，百年来法学界对权力本质，并非完全没有探讨，如上世纪初提出的前述兵力论。国家的权力在对外关系中表现为国家主权，对内具体表现为各级各类公共机关的职权、权限等。所谓公法上之权利，如有关信教言论著作集会结社之自由权利，及选举被选举之权利等，皆公权也……从来学者有以一切法律上之关系，尽纳之于权利关系之中，如征收租税、科断刑罚，皆国家对个人所有之公权也云云，以余观之，恐非至当之论。

前面列举的一些时间节点显示，在日本，权力一词的出现，比权利一词的出现只晚7—8年。国有经济本身是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通过制宪（包括在全国人大产生前是由执行全国人大职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制定的临时宪法）创设的，[113]而且创设后始终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通过行使修改宪法相关条款和制定相关法律（包括民法典）等形式履行国有经济、全民所有制主体的职责，[114]国务院及其下属部门也以行使行政法规、规章制定等职权的形式来履行这种职责。

因谓公法之关系为权力、为不平等，私法之关系为权利、为平等。[29] 梁启超：《论强权》，《饮冰室合集·专集第2册》，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4795页。

Frederick Engels，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893， p.140. [109] 详细论述可参见童之伟：《法权说对各种权的基础性定位》，《学术界》2021年第2期，第111-125页。所以，在权字逻辑空间内已经成熟的、胎儿状态的权力和权利在时机成熟时从其母体中降生下来成为独立法学概念，是必然的事情。